任  真

阮元堪称天厚之人：科场得意，为乾隆帝所赏识，因其“明白老实”，得以超常赏拔。这个“明白老实”的阮元，当属朱自清笔下扬州人中“刻苦诚笃的君子”了。

嘉庆年间，离浙重入翰林院的阮元，有次以稀世名茶“龙团胜雪”，款待朝鲜北学派重要成员、旧友朴齐粗的高足金正喜。其间，阮元于悠悠茶韵中论道书法，提出了“南北书派”说。聆听高论，客人为之拍案叫绝。

其时阮元已察觉到，自唐初太宗独善《兰亭》，始令王氏兼掩南北，以至赵宋《阁帖盛行，糜然成风，入清则仍在“帖学”里翻筋斗，成为流俗。于是，阮元以史家的睿智、精辟的考证，大胆发难，严肃批评了书界惟帖是尚的不正之风，而将魏碑提到一定的高度，以直达碑学救帖学之弊的境地。

次年，阮元的《南北书派论》等刊行于世，其矛头直指极力推崇“二王”的唐太宗、宋太宗，并触及当朝康熙、乾隆二帝，认为他们是篡改书法史，造成馆阁体充斥书坛的作俑者。其时文网严密，文字狱严酷，诛杀读书人和与言事大臣量家常便饭，独受乾隆“恩遇之隆”的阮元焉有不知？然而，他坚定认为，治学惟“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经为敬畏“书圣”，盲目崇拜，优秀书法作品皆定位于师法“二王”，并强入“南派”的做法，既不恰当，也有违事实。如此直言，勇敢、真诚、无畏。

阮元倾向“汉宋兼采”，“不主门户之见”。道光四年（1824年），继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之后，61岁的两广总督阮元又在广州定址于粤秀山，建成学海堂。学海堂不搞一言堂，以学长制代替山长制，实施集体领导。其教学采用讲学、论学的方式，自由探讨，“专勉实学”。阮元还邀请了很多客座教授，把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聚为一堂，相互辩论，质疑问难。

其时，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如日中天，学派中人大都是崇尚汉学的经学家，并批判地接受宋学中的合理成分，秉持“汉宋兼采”。

独倡宋学、赴粤入阮元幕的东方树，生性刚介，学识渊博，颇有好斗之名，虽独倡宋学，然对汉学颇见功力。适逢阮元主持议刻《皇清经解》一事，东方树顿感剜心之痛，遂立即草拟《汉学商兑》一书，以正崇汉贬宋之失，矛头直指扬州学派领袖阮元。然而，阮元竟邀其入学海堂讲学，发表针锋相对的议论。

阮元以《文笔策问》课士，意在推崇骈文，压低、排斥唐宋古文。此论一出，方氏便以激烈的措辞予以还击：“及观其自为，及推崇诸家，类如屠酤计账。”阮元以《学者愿著何书》为题，考试堂内诸生。方氏亦针锋相对，指出，“慨后世著书太易面多”，几近于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倘无学问，即使著作等身也无益于世，反而贻笑天下。

然而，无论撰文嘲骂，乃至当面指责，身为疆吏的阮元豁达大度，仍视其为诤友，随时倾听、分析他的见解，藉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至此，阮元也从汉学的樊篱中冲出，力主求义理，渐成汉宋持平之论，公开树立汉宋兼采的大旗。

此间，阮元多次将方氏容留幕中，且待如上宾，极赞其文学成就，誉之“足以信今行远”。阮元离粤后，彼此时有信札往返。阮元80大寿时，方氏特以贺诗寄呈，称在期间，那是他漫长而动荡一生中的惬意时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无时不在激励阮元做一个清慎自持、不入俗流的达官。为政不背人情债，自40岁生辰避客于海塘，阮元此后每逢生辰即避客煮茶于山林或僻静之地，竟日始返，几十年如一日。阮元80生辰，清廷如期备有御书匾额、楹联等多件赐寿赏物。然没等所赐各物运抵扬州，阮元已入公道桥桑榆别业，避客于园中，与从叔阮鸿品茶论诗，行一日茶隐之乐。

更有甚者，阮元旧宅祝寿庭院联云：

“三朝阁老，一代伟人。”

下联乃典出其任内奏陈中之圣谕：“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

不尚浮名的阮元辞归扬州后，以为涉于自炫，遂于新宅门口改书为：

“三朝阁老，九省疆臣。”

这一切，也都彰显了阮元的儒学精神及其道德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