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旭

父亲爱酒，量却不大，遇到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总要喝上几盅。他说：“酒真是个好东西，既可提神又能解乏。”

父亲喝酒用的是锡制的葫芦形酒壶，冬天可以放在热水里温暖了喝，他说喝暖酒能养胃。酒壶上方有个圆的凸起来的尖盖子，下面是凹下去的酒壶口，酒便是从那里倒进酒壶的。

每次倒酒，父亲轻轻提起酒壶右边的壶把子，澄澈透明的白酒便从左上方弯曲的细细的酒壶嘴里流进了他左手的白色小酒盅里。那神情，那份专注，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父亲的酒壶能盛满二两酒。记忆中，他的酒壶从未空过。喝完了要么自己到村里的代销店去买，要么叫我们兄弟四个轮流去。酒壶里有酒他心里才踏实。

那时，村里有钱的人家极少，一两白酒要值一毛五。商店里白酒很少瓶装，品种也不多，大都是酒缸或酒坛里的白干酒。一年夏天，天下着雨，三哥打着黄布大伞，我提着刚买回来的一壶酒，不小心滑倒，酒壶摔在了地上，酒淌了出来。三哥急哭了，怕回家遭父亲一顿打。可父亲这次没有动手打我们，他拿过我抱在怀里的酒壶，晃了晃，笑了笑，叹了口气，自己冒雨去了代销店。

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即使一家人缺吃少穿，只要讨饭的上门，他总把最好吃的、最耐寒的衣服递给他们，遇到我们正吃饭，还请人家坐下来一起吃，和来人喝上两盅。为此，父亲少不了一家人的数落，可他终究未能改。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放学回家，家里来了个陌生人，年纪不大，和我大哥差不多，父亲正拿着酒壶替他倒酒。母亲生气地告诉我，“那人是山东过来要饭的，睡在大街上被他带了回来。”那晚，山东那位讨饭的小哥哥，和我与三哥一起睡在我们家那张只有凉席和单薄被子的床上。可能是多了一个人的缘故吧，我觉得还暖和。

我们村属于郊区，土地不多，政府要新建一所师范学校，看好了我们队里的一块地，请我父亲过去商量后，父亲签了字，土地被征用了。消息传出，村里咋开了锅，有的说我父亲吃了人家的嘴短，有的说我父亲是喝醉了酒签的字，有的说我父亲把子孙后代的地卖了是个败家子……各种流言蜚语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当晚，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抓起酒壶，一杯接着一杯地倒，喝了整整两壶，醉倒在床上。第二天，他辞职不干了。过了不久，他贷了一笔款，在离家三四里的河堆上烧砖，办起了砖厂。如今，村里的土地已全被征用，家家住上了商品房，人人有钱赚有事做，有人便想起了我父亲，有人还夸他思想超前，“幸亏当年吴大爷带头把地给卖了，要不然我们现在能住上楼？能到工厂上班？”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婚后生了对双胞胎的儿子，这可把父亲乐坏了，他往酒壶里倒酒更勤快了。可无论什么牌子的瓶装酒，他总是先倒入酒壶，然后再轻轻提起酒壶的壶把子，专注地看着澄澈透明的白酒从细细的酒壶嘴里流进小酒盅。孩子稍大，他一有空便骑自行车回家，一前一后戴着两个孙子上街，下饭馆、看电影、洗澡，到处张扬显美，逢人便说：“这是我的两个大头孙子啊。”妻子担心父亲酒喝多了会把孩子带没了或者被人骗了卖了，我一听则安慰道：“他不会的，他心里有数。”果真，每次中午吃好喝好玩好后回家，一辆车上的爷孙三人，一个也不少。

1991年中秋节过后，父亲患病住进了医院。20多天后，医生通知我们把他带回家，说是他的胃癌已到了晚期。弥留之际的父亲，望了望床前的四个儿子，张了张嘴，指了指我们，大哥以为他想说什么，便要上前，他摆了摆头。我一想，说他可能想他的酒壶了，父亲听了露出了微笑。我把酒壶倒满了酒，放在他的右臂里。父亲环抱着那陪伴他大半生的酒壶，竟安详地闭上了双眼，长长地、沉沉地、深深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我知道，那酒壶里装满了父亲一生的苦辣酸甜，有他经受的种种磨难，有他的喜悦，也有他对未来的憧憬。那以后，每次到他的墓碑前，我都要带上一瓶酒送给他。

我担心父亲的酒壶里没有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