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我出生于扬州巿之北、古运河之东的高邮县城。祖父、父亲经营线店，略通文，亦有藏书。母亲勤俭持家，对三女一子慈而严。我从6岁进私塾，11岁考入小学四年级。自幼喜爱文史，常与三五小友流连于大运河畔，奔走于古塔魁楼之间。故乡先贤秦少游与苏东坡们聚会的“文游台”，离我家不到一里地，我和小友们就在这四壁碑帖之中，吟诗作联，半文半白，其乐无穷。石印本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的绣像插图，月份牌年画和商标中的动物风景，逢年过节家中张挂的关公、钟馗画像和兰亭序大幅条屏，使我与美术结下了最初的情缘。

1960年高中毕业，我选择了文史类高校，考入国家文化部创办的北京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一年后，因院校调整，又被选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5年。在这所师生比例为3：1的中国最高美术学府内，我有幸聆听前辈学者王朝闻、王逊、金维诺、李可染、潘絜茲、艾中信、韦启美等先生的教诲；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教中国美术史的李松涛、李树声、薄松年、汤池，教外国美术史的邵大箴、奚静之、程永江、李德春，教艺术概论的孙美兰，教美学的冯湘一、佟景韩……。那是一段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难忘岁月。故宫历代艺术馆、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北海公园画舫斋，是节假日的最佳去处。

1966年夏，正当我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之时，“文革”狂风骤起。在动乱的学校耗去3年，又集体下放张家口部队劳动锻炼4年。难以割舍的专业情，促使我冒着风险，偷偷地复习教材和笔记。1973年春终于分配工作，从此我在江苏省美术馆扎下了根。

美术馆是收藏、研究、展示古今优秀美术作品的公共事业机构，在客观需要与个人条件、艺术爱好相结合的前提下，我将研究重点确定为：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古今江苏画史、当代美术评论、美术馆学。其间，从1984年到2001年，我担任副馆长，更增强了压力与动力。数十年未敢懈怠，出版论著《新金陵画派五十年》《钱松嵒研究》《陈之佛》《北方山水画派》《画学经纬》《马鸿增美术论文集》等9部，发表各类论文与评论数百篇。《新金陵画派五十年》有幸获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8年），论文《徐悲鸿写实主义思想体系的重新解读》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04年）。

我之所以把中国绘画美学思想作为研究重心，不仅为了知古，更为了启今。当代美术理论的深度与厚度，不仅有赖于对当代美术创作和思潮的了解，而且应当追本溯源，知其来龙去脉，纵横比较，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历史定位。为此，我对历代画论中的传神论、写意论、逸品论、笔墨论等分别做了梳理和研究，并对顾恺之、张彦远、荆浩、郭熙、苏轼、黄公望、徐渭、龚贤、石涛、鲁迅、徐悲鸿、刘海粟、齐白石、傅抱石、吕凤子等的艺术思想做了个案解析。在多年研究中，我逐渐明确了中国画学中实际存在着一个“写画”体系，于1991年发表了《“写画”美学观论纲》。“写画”体系包含三大要素：“传写性”（以形写神、写真、写生等），“倾泻性”（写意、写气、写心、画中有诗等），“书写性”（书画同源同法、骨法用笔、笔墨神韵等）。三者互制互动，构成了中国画民族特质的核心支柱。这个体系反对任何极端倾向。三要素结构方式的不同，可以衍生出多种创作形态，也不会束缚画家艺术个性的发挥。它同时具备开放性品格，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曾不断吸取哲学、诗文、书法、金石等领域的成果，近现代又融化了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乃至西方元素，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此文引起王朝闻先生关注，他来信说“为你的探索成果高兴”，“是对艺术美学的建设作出奉献的”。同时希望我进一步探索，“再上层楼”。2014年我又写了《中国画“写画”体系再认识》，提出“这是一个以传写性为躯体，写意性为灵魂，书写性为风骨的生态体系”。此文已被多家专业报刋发表。

用“写画”体系来考量画家的成败得失，成为我评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一把标尺。它使我在复杂纷繁的现实态势中不致迷失路向，也使我在理念上既重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性，也重视与时俱进的拓展性。这种带有一定个性色彩的治学方式，被学界同人评为“溯古求源，追寻时代艺术的节奏”；“以史为镜，察古观今”。

我把史论研究的重心放在江苏，不仅出于对家乡的眷恋，更在于江苏特别丰厚的书画传统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独特地位。我对江苏古代和近现代画史做了较多梳理，并做了若干个案研究。主要有：分别梳理了江苏历代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纲要，六朝绘画，古今太湖山水画，北派山水与南派山水，清代金陵画派、扬州八怪画派，20世纪的新金陵画派、江苏工笔花鸟画派、江苏水印木刻画派、徐（悲鸿）蒋（兆和）体系，以及吕凤子、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陈之佛、陈大羽、李可染、林散之等前辈大家。对与我同时代的老、中、青画家，真诚相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往往有共同提升之感。

徐悲鸿是一个有争议的重要人物，褒贬两端鲜明。我在较全面阅读徐文之后，撰写了《徐悲鸿写实主义思想体系的重新解读》，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爱好，而是时代情境的历史抉择。并剖析了四个要点：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价值观；“惟妙惟肖”“妙之不肖者乃为至肖”的造型美学观；“以写实主义启其端”，“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的战略眼光；“融”西入中，“复兴中国艺术”的民族主体意识。他也有局限性和偏激之处，但不足以影响对他的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我又撰写了《“徐蒋体系”的精神内涵与现实意义》，论述了这一体系决定性地促成了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开创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人物画新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美术史价值，对当代和今后的人物画创作仍然发挥着指导和启示作用。“徐蒋体系”之说已被画界广泛接受。

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中国画流派之一。我与其中主要代表人物钱、亚、宋、魏等有近30年的交往，所知所感较多。退休后，在此前叶浅予、华君武、黄苗子、郁风、刘曦林等认同这一画派的基础上，花费6年时间，著成《新金陵画派五十年》。内分上下两编，上编较系统地梳理了时代背景、发展历程、艺术观念、艺术特征等，并与同时期并峙的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进行了风格比较。下编忆写我与他们交往中亲身经历之事，借以立体地、真实地反映他们的为人为艺。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笔墨修养，又有笔墨当随时代的进取精神，因而能够通过写生途径推动中国画艺术的发展。自觉的创新意识，辩证的民族意识，高尚的人文精神，激情的写意精神，是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此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关注，获得“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评委评语中写道：“该书从对金陵画坛的介绍引出新金陵画派的论述，对其构成、特色、分期及成就作了客观而翔实的分析，对南京地区书画友军的介绍亦别出心裁。作者对所论及的画派核心人物亲力亲为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宝贵。画派年表的制作也客观翔实。本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

“美术馆学”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江苏省美术馆发起研究，现已成为业界公认的一个专门学科。我在其中也起了一点作用，先后撰写了《我国美术馆的发展轨迹与思考》《日本美术馆观访札记》《美术馆的学术定位与个性特色》等文章，被多方引用。我所有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美术馆这个无比丰富的艺术与学术园地。金维诺先生曾撰文《业精于勤成于思》给我鼓励，并说：“美术馆是对创作进行艺术评价的具体体现场所，美术馆业务实际就是理论的物化。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美术馆本身就是培育理论家的园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鸿增为美术馆奉献了青春，而美术馆也培育了马鸿增。”每念及此，感慨良多。学无止境，余生当不吝余热。 

马鸿增著《新金陵画派五十年》

马鸿增著《马鸿增美术论文集》

马鸿增著《钱松喦研究》

马鸿增著《北方山水画派》

马鸿增著《画学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