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建

正月一过，故乡的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着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小憩几天。女儿在婆家忙碌了一年，要犒劳犒劳她，让她“休养生息”。二月二，接女儿，这跟正月初二，“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回娘家拜年不同。那是自己去“拜”年。这次是“接”，一字之差，含义迥异。故乡人礼数多，其中正月里“姑娘”是不能住在娘家的，初二到娘家拜了年后必须当天赶回婆家。而二月二一大早，娘家会派哥哥或弟弟上门接。穿红挂绿忒风光的少妇们，挈夫将雏，“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一路”，“风吹着杨柳，哗啦啦……”跟着兄弟欢天喜地回娘家。记得小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几次去接姐姐。

赶上晴天，母亲将大姐和三姐出嫁前睡的床铺洗得干干净净的，晒得清清脆脆的，铺得整整齐齐的，预备大姐和三姐回来睡。

我家姐弟五个，我有四个姐姐。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还比较贫寒。二姐五岁时就送给别人领养，二姐出嫁后，每年二月二都由她养父去接她回家，而十岁那年比我大三岁的四姐还待字闺中。二月二那天清晨，母亲给我穿上刚脱下来的过年时穿的新衣，换上新棉鞋。父亲也穿上崭新的新衣裤，准备去接大姐和三姐。我们这里有个习俗，娘家去接出嫁的女儿，必须是男子，而且必须是两人，寓意好事成双。

吃完早饭，父亲推出自行车，叫我坐上后座。母亲又走过来，帮我把衣服拉拉整齐，嘱咐我到了姐姐家别野玩，要我看到长辈就叫，尤其是姐姐的公婆，我一一答应。

刚下过几天雨，路上有些泥泞。我们走一段路，父亲就要下车用树枝剔掉糊在自行车护轮板上的烂泥。好在大姐家离我家不远，不到半小时便到了。

大姐和姐夫已经换好衣服等候着我们。一到他们家，我那三岁的小外甥伟伟便扑过来，“外公！”“舅舅！”地叫个不停。父亲乐呵呵地把伟伟抱在怀里，塞给他一个大红包。大姐的公婆招呼我们坐下，又拿来糖果、茶食招待我们。简单地吃了几颗桃酥，喝了一杯茶，父亲便让大姐他们跟我们走。大姐的公婆热情地留我们吃了午饭走，父亲说：“不啦，我们还要去接我三女儿呢。”大姐夫骑着自行车，载着大姐和伟伟上了路。我和父亲走了一段路则折向三姐家的路，再去接三姐他们。

三姐家离得比较远，父亲骑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到。来到三姐家，三姐和姐夫也已准备好。三姐去年才结的婚，还没有孩子。三姐的公婆去了亲戚家，三姐夫执意留我们在他家吃饭。父亲说：“你大姐他们在家里等我们呢，下次再说吧。”

回到家，父亲倒了茶水给两个姐夫，然后坐下和他们喝茶聊天。大姐和三姐忙跑到厨房帮母亲做饭。我则和伟伟一起玩耍嬉戏。

吃完午饭，两个姐夫回去了。大姐和三姐挎着竹篮和母亲一起去田野里挖荠菜，晚上包春卷。二月二，剃龙头，父亲领着我和伟伟上街去理发，我和伟伟一边蹦蹦跳跳地走，一边唱着儿歌：“二月二，家家户户接女儿。女儿不去是烂腿儿，娘家不清是穷鬼儿。”戏谑的童谣，不是咒语，而是思念和牵挂的另一种表达。

二月二，接女儿，让咋暖还寒的初春，变得温暖可人，庸常的日子有了仪式感。出嫁的女儿们拎着礼品，叽叽喳喳欢天喜地地奔回娘家，如同拂花穿柳的归巢燕，回归爱的襁褓，去畅饮父慈母爱的甘露，重当一回父母膝下的小棉袄。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里二月二“围粮囤、引田龙、敲房梁”等旧俗已经式微，但“二月二，接女儿”流传至今，没有丝毫任何改变。变化的是旧俗，不变的永远是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