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郑武文

大时代，小家庭，两者之间的交织融合与碰撞激荡，几乎构成了所有时代剧的叙事主题。然而小剧场话剧《生日》则通过一种更加细腻的视角，以时代演进的深刻脉络为经，以个人与家庭的重大事件为纬，针对“幸福”的元问题进行了更为新颖的诠释和更具系统的追问——何为幸福？何以幸福？在《生日》的角色演绎中，每位观众或许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印证。

时代环境的每次转变，都将激起个人命运的起伏，关于“幸福”的定义也在随之流变。春回大地，母亲盼来了平反，三个子女同样迎来了意识上的萌动和身份上的跃迁。老大志国，一名历经磨难的返城知青，为了开启新的人生而离家出走，投入商海浮沉中，他在成功与危险之间茫然游走。老二庆海，一名志在奉献的热血少年，误打误撞地获得入厂指标，置身时代浪潮里，他在失意与得意之中艰难徘徊。老三庆江，一名高考中榜的优秀学生，又在毕业之后意图放弃稳定工作、跟随男友出国，她在留下与离开之间痛苦抉择。每个子女对于“幸福”的各自理解和各种体认，组成了他们冲出家庭、拥抱世界的初始目的。

而唯一不变的是，作为党员的原则性和作为母亲的柔韧性，始终在“王瑛同志”的身上交替呈现——她是“亲爱的老妈”，也是“革命的老妈”。母亲每十年的生日聚会，既是家庭成员团聚的时间，也是矛盾冲突爆发的空间。母亲的原则性与每个子女对于“幸福”的不同渴求之间依次发生碰撞，成为贯穿全剧始末、推动情节前进的叙事动力。某种意义而言，母亲所坚持的原则，先后成为三个子女所瞄向的“箭垛”——老大返城之后，要与怀有身孕的农村妻子离婚，正是母亲否定，引发了是要儿子幸福还是母亲声誉的拷问。老二媳妇病重，要借母亲干部保障条件进行治疗，又是母亲阻拦，形成了拯救人命与占用国家资源的冲突。老三毕业之后，要放弃工作而同男友出国生活，还是母亲反对，激起了个人追求发展与国家需要人才的争论。亲情与原则的交锋，欲望与伦理的对抗，使得每次生日聚会最终都走向了不欢而散。

但是，恰恰是在每个子女濒临绝境的时刻，又是母亲以其极大程度的柔韧性，奋力将迷途中的子女再度拉回到家庭生活的逻辑之中——亲手将误入歧途的老大送去自首，可谓勇敢；拿出老伴的抚恤金和老两口的全部积蓄拯救病重中的老二媳妇，可谓慷慨；张开怀抱迎接事业失败、仓皇回国的老三，可谓包容。子女的出走与重归，老房的变卖和赎回，那些误解与理解、介怀与释怀，最终都统归于亲情的框架之下，付之一笑。经过了岁月的大浪淘沙，事实最终证明，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换，也不管个体命运如何起伏，人在家就在，“幸福”的港湾就一直在。

的确，话剧中的母亲和子女都有着一波三折的人生轨迹，这是艺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体现。然而，这个家庭的传奇命运恰恰又是整个时代的集中缩影，总有一个瞬间，能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某个角色是你是我，再代入到具体的生活体验之中，窥见生命、窥见自己，因为守望“幸福”本身就是每个家庭始终不变的共同追寻。颇有意味的是，剧中还有一个从未入场却又时刻亮相的角色，就是遗像中的父亲。父亲扮演着母亲和子女的倾诉对象，他以一种旁观视角注视着家庭的聚散悲欢，观望着剧情的起承转合，而那台搁在窗户旁的收音机，是革命年代中父亲和母亲开展地下工作的联络工具，当它吱吱呀呀地播放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音乐时，一种家庭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精神的传承也在舞台上徐徐展陈。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家庭是幸福生长、凝结、汇聚的温暖场域，也是剧中矛盾出现、爆发、化解的现实情境。本剧对幸福的阐释并未局限于纷繁琐碎的家长里短，而是将其嵌入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在家庭与社会、昨日与今天的时空交织中层层递进，从而充分挖掘家庭故事的社会意义。五次庆生也成为了五幅历史的横截面，诉说着一个家庭的共同愿景，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