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毓璜

《郑板桥集》分六辑收录其诗文，其中《小唱》一辑包括的就只是流传很广、雅俗共赏的《道情十首》，可见作者自己也很为看重。一组“小唱”经过十数年的增删，成于清贫度日之中而在入仕之后刊印出来，亦可见并不是什么一时之兴会抑或随遇的感发，跟一己的落拓与得志、牢骚与疏狂无多干涉，或许跟其人于老庄之学的修受不无关系，而归根结蒂，它流露的其实是郑氏通观亘古青史、历练多味人生、品味炎凉世情达成的一种融通与堪破，是其生命意识、散淡情怀、超然心境的一次集中而直白的艺术表达。

《道情十首》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了悟”，了悟于历史的底里与生命的玄机。前六首落笔民间芸芸众生，分别咏唱渔、樵、僧、道、贫士、乞儿几种底层人生境况。“渔翁”、“樵夫”固为辛苦谋生之“劳人”，“老头陀”、“老道人”、“老书生”虽有些年纪，也不是修成“达人”、“高士”的哪一类，或枯守于破落山寺，或飘泊于江湖风雨，或在“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或以“数莲花，唱竹枝”，竟日“千门打鼓沿街市”，轻灵的笔致描摹出各事其行者自守、自得于含辛茹苦的平常日子。后四首则托名“撮几句盲辞瞎话，交还他铁板歌喉”的歌者，罗列历朝历代的显赫人物，数落宫廷匪夷所思的昏迷与强暴，点破血雨腥风的帝事、霸业终究化为“废尘”的“慌忙尽”，太息良将名相们于事无补的效力用命，那披肝沥胆、显身扬名者，到头来也只能是自我耗损地“妄作那英雄汉”——前后的比照与臧否，和盘托出“唤庸愚，警儒顽”、自抒胸臆并醒世觉人的艺术旨意。

中过进士、当过县令，教过学馆，守过清贫、卖过字画的板桥，于官场以“俗吏”自谓，于艺文以“醋大生涯”自嘲，只把几多体恤连同几多青睐投向那些自由的性灵自在的生命。在这里，说诗人就是独钟无忮无求的乐天安命不及题义。如同他在一封家书中把“士”排为“四民之末”又极力赞成“读书”那样，所谓“学问在我”的说法，就分明诉告了士人“自我实现”愿景，疏淡的板桥，原非绝圣弃智地“无求”于世，实乃有份弥高弥远、超脱尘寰的“大求”不辍于心。

一个两袖清风而勤于民事的为官者，终至于心仪坊间、神往山野，从依山傍水的渔樵们那里看出“扁舟来往无牵挂”的自在，看出“茫茫野草秋山外”的无羁，从僧道那里看取“自烧香，自打钟，兔葵燕麦闲斋供”的宁泊，当然是对清净寡欲、无争于身外的理解与认同，是自远功名利禄、憧憬自由生命的心迹表露，这里是否发之于那“无为”的“道”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鲁迅讽喻过的那些“驰船过村”、吟咏“农家乐”的文士们有异，他唱出的是他自己，是他崇尚自然品格、自由意志的肺腑之声，是他对于从自我解放出来的认知。鲁迅的很为推重板桥这组小唱，应该包涵了一种关于历史内情和生命意识的深度认同——当我们不是从“穷通”的意义上、不是从“贤愚”的意义上、不是从贵贱、荣辱的意义上去衡度人生的价值，我们也就可能临近大自然而指向大自在地进入生命真谛的大品味、大感慨。

跟“民间情怀”、“平民意识”互为表里，板桥对历代“建功立业”者的漠然怅然，看出“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看出“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差不多跟那首《好了歌》异曲同工，与其说有涉“历史虚无”，不如说是道尽了历史的酷虐荒怪和人生无常的宿命。当作者站到“人类”的高度，就可能抵达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进入天道人情的辩证与人性本真的发见，斯之谓包容天人的大情怀、穿云破雾的大悟彻。

诗人有过直白的自陈：“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其《道情十首》，亦系“慰天下劳人”之作，是平民意识、民间倾向的自然流露和着意张扬。盛传板桥为官就任之初，便在县衙围墙打出些窗洞来，意在吐官气而纳民声。其事虽未经查证，不过，相对于其人可考的政绩、业绩与不难寻摸的心迹，它倒是很可以作为板桥勤政亲民的一种喻像和写真。当怀抱平常之心的诗人，动情于“弱势群体”的素朴之心、坦然之情，正是拌和了几多称羡几多推重的意绪，在终极意义上突显了“民本”、“民贵”的思情。明乎此，诗人的厌弃官场而倾心民间，他的“避世”复“经世”，他的“有才终落拓，下笔绝斑斓”，就不难理喻，就不难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世俗关怀的良知和秉性率真的血性。

几年前有过作家故里兴化之行，听当地艺人在舞台演唱《道情十首》，其时击节相和间不禁潸然泪下，为了从这组“小唱”的情韵，再度品味出那如聆天籁、如晤其人的况味，倍感绝俗而亲民、孤高而和煦的诗人，跟我们休戚相通地相近相亲。

通常所说的一等情怀一等文章、人高则诗亦高，应该并非绝对的尺度，而若论“大襟怀”对于创作的意义，郑板桥和他的《道情十首》，却不失为上好的说明。设若“心缠几务”去“虚述人外”，缺少齐生死、等贫富、同贵贱、一荣辱的豁达圆融，没有一种俯瞰沧桑、傲视人寰的气度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悟性，难以想象能以一组“小唱”，如此及于普泛、及于恒久地传输出振聋发聩之“大音”。

“扬州八怪”作为一个画派，或许不可言以板桥领衔居首，然则，其影响之深之远，无疑为余者所不能企及。这固然取决于“为艺我从我法”的别出心裁，亦即自树旗帜地“下笔别自成一家”；也取决于“做人不合时宜”的我行我素，所谓“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是对于有乖习见地逆向行思的自觉。在诗、书、画、文的创作，他说过不少精辟的话，其至大至要者莫过于如此立论：“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这里指称了艺术蹊径的不循常道，成就其艺术上别出机抒、独步一时的“绝”与“怪”；也指涉了其人不劣方头的禀赋、“不在寻常”的襟抱，指涉了一位诗家不循常道的大悟大求，成就其率性纵横的胸中气象与笔底波澜。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