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昶

对于中国文艺评论界而言，《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显然是一场及时雨，涤荡冲刷着近些年来文艺批评领域的尘埃。它的关键词是“加强”，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去芜存菁、激浊扬清，让文艺评论工作成为伴随文艺创作的清流；它的关键词是“新时代”，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日新月异的时代语境，承继传统、推陈出新，让文艺评论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艺评论肇始于新文化运动，激动人心的文学革命正是在作家与评论家的紧密互动中酝酿与爆发；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老中青三代文艺家奔涌不息的精彩创作，评论家们同样表现出了他们的责任、担当与智慧。回望历史，中国古典文论名篇也从来都是光彩夺目，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既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追求，也有“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的审美意趣。

不过，与古典文论相比，现代中国前辈名家的文艺评论，更多地摆脱了纯粹文艺场域的局限，进而通过文艺现象指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多经典的论述和观点，就像鲁迅评价殷夫烈士的诗歌那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文字往往深沉而又热烈，有战斗性，也有穿透力，充满直面现实的情感与思想力量。

人们不得不看到，尽管当下中国文艺评论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强大的外部硬实力支撑，但内部的繁花似锦之中显然潜伏着话语危机。一些因循的习惯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一些承袭的套路往往被当做是“萧规曹随”，久而久之这里就容易循环产生一些自说自话、自得其乐的“圈落”。

其一是“专业”的圈。越来越多的文艺评论专业人士聚集在象牙塔内，人才济济这是好事，但人们也容易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让理论变得枯涩、让方法变得呆板，让文字变得“精细”，缺现实的地气也难聚群众的人气。其二是“商业”的圈，资本的力量为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披上了华丽的“文艺评论”外衣，这些力量“长袖善舞”，甚至能贯穿全产业链，劣币驱逐良币，让受众难以辨识真相。其三是“平台”的圈，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文艺话语场常常是区隔的，一边是严肃的规整的似曾相识的；一边却是活泼的零散的众声喧哗的。两个场域虽然是物理交互的，却很难心有灵犀、脉息相通。其四是“算法”的圈，当大部分受众的阅读平台从报刊杂志转移到智能手机时，算法推送的逻辑就很容易让受众被束缚在一个又一个充斥着滚动信息却又内容贫乏的话语“蚕茧”。

这次《意见》的推出恰逢其时，它在很多地方为我们指出了切实可行的“破圈”路径。破“专业”的圈，就是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意见》明确指出要“注重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其中，对于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构建，就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创新中国古典文论与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结合。破“商业”的圈，就是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意见》着重强调了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首位度，尤其指出“不唯流量是从”，艺术标准要在商业标准之上；破“平台”的圈就是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意见》明确了传统文艺评论阵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协同，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中，微评、短评、快评、全媒体评论等常见的网络文艺评论样式被重点提倡；针对“算法”的圈，《意见》直接提出了主动“引导”和规范“治理”相配合的管控措施，可以预见，手机客户端算法逻辑的任性控制很快会荣景不再。

“破圈”意味着不固步自封的姿态，意味着拥抱时代的胸怀，更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新声。值得关注的是，《意见》中多次提到了“新”，比如“注重对新人新作的评论”“用好网络新媒体平台”“培养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等。很显然，这些举措中体现着理解并尊重年轻人的与时俱进的“新”思维。今天，80后、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无论专业还是业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是文艺创作、文艺评论的新青年；当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当下文艺生活的新受众。新受众的成长与现代化、全球化、互联网化的时代进程同频共振，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更丰富的文艺产品，那么他们对于优秀文艺评论的需求同样也是急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前一阵电视剧《觉醒年代》甫一播出，就触发了无数年轻人在屏幕上的弹幕纷纷，很快延绵成全网各大平台此起彼伏的火热讨论；接力而上的是专业文艺评论工作者，他们解读、剖析、升华年轻人的认知，进而和年轻人互动形成宏大的多声部合奏曲，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引发了全社会对革命先辈、仁人志士的追思和感怀。这样健康的跃动的文艺评论声景，实在给人以希望与期待。

伟大的时代召唤与之相伴同行的文艺作品，伟大的文艺作品同样召唤与之心心相印的文艺评论。行远自迩，踔厉奋发，《意见》的出台是中国文艺评论事业的新起点。诚如有论者所言，它是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的集结号，吹响新时代再出发的最强音。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